苦中有乐、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革命意志，是延安归侨的集体记忆。

据广东省侨联原副主席吴田夫回忆，延安的生活艰苦，大多数华侨青年都能够逐步适应，刻苦学习，争取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有几位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执意要回海外。组织上多次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几个人去意已决，组织上只好同意。边区政府特意给他们签发了路条，发了路费。这几位华侨青年经过西安时，被国民党抓进集中营，强迫他们接受特务训练。一个名叫史工的越南华侨青年不愿受训当特务，被迫害致死。后来，其他几位华侨青年在日军进攻时趁乱逃跑，又相继投奔解放区。

延安时期，不少归侨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条件极其艰苦，却成为革命的熔炉，培养造就了包括归侨在内的许多革命干部。大家形象地形容：老百姓的打谷场成了“露天教室”，碧蓝色的天空是教室的“天花板”，空旷的原野是教室的“围墙”，土墩子和石头就是“课椅”，自己的膝盖就是“课桌”。夏天，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如雨，认真听课；冬天，在冰天雪地中跺脚搓手，顾不上掸去落在身上的雪花，却没落下一页笔记。

大家住得更是“热闹”。旧窑洞里仅一个炕、一扇窗户，学员们密密麻麻地一个挨着一个，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个人翻身，其余几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跟着“连锁反应”。晚上，一孔窑洞里只有一盏小油灯，大家挤在油灯下自习。交流学习体会或开会时，大家为了节约灯油就不点灯，在一片漆黑中只听人声、不见人面。

饮食方面，习惯吃大米饭、面包的归侨学生也逐步适应了小米饭。大家笑称小米锅巴是“列宁面包”，小米汤是“革命牛奶”。肉是奢侈品，很少能吃到，“三月不知肉味”是常态。条件虽然艰苦，但归侨学生都甘之如饴。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边区建设倾囊相助。那时，宋庆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美国华侨积极参与其中。波士顿有一位名叫李兆焕的广东台山籍华侨青年，高举抗日标语牌，向当地华侨和美国民众讲述中国抗日形势和日军的残暴行径，使很多美国人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李兆焕在波士顿的餐馆虽然挣钱不多，却捐款1.7万美元，多次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赠给抗日军政大学和八路军、新四军。宋庆龄签的收条他一直珍藏着。李兆焕还响应宋庆龄为孩子们捐款捐物的号召，专门捐款给延安中央托儿所。当时，该托儿所也接到了不少美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捐赠的药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等。为表示感谢，中央于1942年决定将“延安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