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不遗余力地在南洋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持国内抗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南洋华侨爱国热情高涨。来自南洋各地的40多个爱国团体的代表共160多人，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先生被选为主席。“南侨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运送抗日物资。仅1938年和1939年两年，“南侨总会”的各地分会共募得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70%。但是，蒋介石于1939年发布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摩擦情况的报告，令海外华侨深感不安和担忧。抗战情况如何？国共合作情况如何？带着这些疑问，陈嘉庚先生决定亲率“南侨总会”回国考察。

1940年3月25日，陈嘉庚先生抵达重庆。为拉拢这位“财神爷”，蒋介石对陈嘉庚带领的回国慰劳团非常重视，动员了党、政、军200多个单位几千人到机场欢迎，并特批了8万元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陈嘉庚先生对此非常反感，深感在艰苦抗战之际不该如此铺张浪费。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但声明没有见效，此后陈嘉庚依然每天都会被宴请。他在重庆官场看不到抗战应有的紧张气氛，满眼都是奢靡享受。陈嘉庚失望感叹:“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达延安，展开8天访问。期间，陈嘉庚先生多次和华侨或闽南学生们交谈。一次，这些华侨学生跟他说陕甘宁边区实行政治民主，村长、乡长和县长都由老百姓自己选举。陈嘉庚先生很是疑惑：“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候选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学生们笑着解释说：“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嘉庚先生听后哈哈大笑，风趣地称这是“豆子选举”。

访问期间，毛主席曾与陈嘉庚先生多次交流，每次都有很多南洋学生来参加。大家进屋后不敬礼便坐，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一次，陈嘉庚先生在毛主席的办公室交流南洋情况，总司令部的人员均可参加，顷刻间屋内坐满了人。有一个勤务兵来晚了，看到长条凳上毛泽东身边还有一点空余，便毫不客气地过去挤身坐下。毛主席看他不能完全坐上长条凳，就把自己的身子往里挪，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陈嘉庚先生很是惊讶，认为这是在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可能看到的现象。

在延安，毛主席的勤俭朴素和共产党军队的官兵平等给了陈嘉庚先生深刻的印象，他愈发钦佩中共。回到重庆后，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邀请，他才发表了《西北之观感》的演讲。陈嘉庚先生用他在延安看到的无数生动鲜活事例，证明延安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陈嘉庚先生的演讲在重庆引起轰动，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陈嘉庚先生回到南洋后，如实向侨胞报告了他在国内的见闻及观感，有力促进了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同。